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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湖与夏雨荷的故事“毕业”

2020/03/27 来源:浙江信息港

导读

作者:叶兆言过去总强调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文化的摧残,忽视了写作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。事实上,真正的文化人独一无二,是作家谁也拦不住,是金子终

作者:叶兆言

过去总强调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文化的摧残,忽视了写作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。事实上,真正的文化人独一无二,是作家谁也拦不住,是金子终究会闪亮。

1九八6年研究生论文答辩,有老师向我借钱钟书的《围城》,理由是答辩时可以发问。或许我的表情有些疑惑,或许当时说了甚么不该说的话,这位老师突然脸红,承认并没有好好地看过,说他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,现在正好趁论文答辩,把它再翻阅一下。

论文答辩很顺利就通过了,我的指点教授是叶子铭,名师劣徒,作为他的弟子,不看僧面看佛面,不管本校还是外校教授,大家得过且过,都乐意给这个面子。印象中几乎没有甚么难堪,以表扬为主,以鼓励为辅,最后略微批评,无非想法太多,有点新潮和偏锋,对钱钟书评价稍稍太高了一点。不管怎么说,钱先生不是甚么大作家,和鲁郭茅相比不行,和巴老曹相比也不行,也就最多二流吧。

然后老师之间的随意议论,我作为学生,陪坐就行,也用不着回答问题。我历来对作家排坐次不感兴趣,叶先生对茅盾情有独钟,私下对我们几个弟子,常把茅盾放在鲁迅前面,认为论思想深入鲁迅当仁不让,比小说地位茅盾明显应该占优。我乐得听教授们争辩,东扯西拉说到最后,话题又回到钱先生身上,让我重新回答,究竟应当怎样看钱的地位,放在那个位置上才合适,他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,我由于该说的话已说过了,加上有些紧张,便大谈沈从文,大谈废名和师陀,说了好一会,话题还没谈到钱钟书,叶先生摆摆手,不让往下说了。

我正好找到了台阶,顺势退场,高高兴兴地结束研究生阶段的学习。选择钱钟书作为自己学问的研究方向,完全由于偶然,首先考研就是开玩笑,就是一场人生游戏。说到个人兴趣,我更喜欢外国小说,也喜欢唐诗宋词,不感兴趣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。考研只是陪公子读书,一名朋友一定要拉着我陪考,说考研乃人生第一大无趣,必须有个难兄难弟陪着送死。如果这哥们当年提出考比较文学,考古典文学,我们也完全可能会冒险尝试,能否考上说不准,或许考不上,或许就考上了。

从考上到正式读研,有半年时间,这是一段十分闲散的日子,春风得意马蹄轻。我在大学做老师,不上课,当两个班辅导员。马上要离开这个单位,谁都不把你当人看,我趁机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死水》。同时恶补现代文学知识,既然考上了,原来必须拿在手上的敲门砖,比如王瑶版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,比如唐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便可以堂而皇之扔到一边。那阵子,看最多的是夏志清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我最后选择了钱钟书,明显与他的极力推荐有关。当时看的是台湾版,夏的观点与大陆的主流定论截然不同,旁观者清,我既上了现代文学这条贼船,自然会想到在学问上有些反动。

考上研究生是1九八三年,那年头招生不多,导师要带完了这一拨弟子,要等学生毕业,拿到了学位,才能接着招下一批次。当时的风气是拨乱反正,翻案成风,好发掘出土文物,动不动从角落旮旯扯个被埋没的好作家出来。记得我曾很老气横秋地告知祖父,说沈从文小说不错,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写得好。祖父听了很生气,说谁都知道沈的小说好,当年我就编发过他好多小说,人家着名得很呢,只是你们孤陋寡闻,并不是他人不知道。

我从来没有告知过祖父,自己最后选择了钱钟书作为研究对象。祖父已经老了,他对我要研究甚么,未来有甚么理想,并没有太大兴趣,通常情况下,只是希望我能陪他多说说话,说点古今中外的段子,清谈可有可无的掌故。考上大学,读研究生,看了不少书,在老人眼里都不是事,都不算出息。

促使我选择钱先生的更重要理由,是由于读了钱《宋诗选注》的序。虽然只是一篇小小的叙言,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同小可,恍如晴天遭受劈雷,又好像沙漠上突然见到了绿洲,我完全被颠覆了,一下子觉悟过来学问该怎么去做,明白仅仅去翻案,为反动而反动,并没有甚么太大意思。

因为这篇叙言,我开始对钱先生入迷,到处搜罗他的文字,把搁在祖父书桌上的4卷本《管锥编》据为己有。老人家有些吃惊,不明白一个行将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,居然会对这类书有兴趣。他明显是怀疑我的古文程度,而且还有那些援用的近乎奇怪的洋文,明摆着我不可能看懂。作为一名五四老人,祖父肯定不赞成我走吊书袋的旧路,但是也没有反对,只是奇怪我的兴趣所在。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,他真的有些弄不太明白,年轻的一代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做好学问。

事实上,我还没有开始读研究生,做学问的方法已给自己肯定好了,这就是研究哪个具体作家其实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打通作家与时期的关系,要用自己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现代文学。如果有可能,我将写一篇像《宋诗选注》序那样的文章,写1本个人风格的文学史。钱先生的学问太大了,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,谁也没有那个本事可以完全学他,要学只能学一部分,学一点皮毛。[NextPage]

毫无疑问,我太好高务远,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钱先生的粉丝。曾见到过这样的记录,那就是祖父曾给钱先生写过字,向祖父要字的人很多,然而看到钱钟书的名字,我忍不住有些心动,想拜见的动机一闪而过。如果说我一生中,真有过什么特别强烈的冲动,想冒昧地见一个甚么名人的话,那末就是这位钱先生了。和同龄人相比,我见过的文化名人并不算少,或许这想法不是不能实现,事实上也有过这样的机会。后来钱先生仙逝,我曾向吴泰昌表示没有见上一面的遗憾,吴笑着说这事他人不容易,在你真是不应该。

只能用不要去考察下蛋的母鸡来安慰自己,我只能这么去想,一个真有本事的人,不应当去当他人的崇拜者,应当让他人来崇拜你。有人知道我研究钱先生,常常问我他的小说究竟有甚么好,他的《管锥编》为何要用文言,我总是喋喋不休解释,一次次强调,一次次叫好,完全像一个拉赞助的。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代表着治学的最高境界,情人眼里出西施,我知道对某个人过于喜欢,常常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。

如果我是文学奖评委,会毫不犹豫地把这奖颁给钱先生。如果真有所谓国际水平,钱先生的著作就是国际水平,代表着行业的最高水准。多少年来,我一直把《管锥编》当作小品文读,厚厚四大卷,随意挑出一段,可以品味很久。也不知道荣幸还是不荣幸,我三心二意,终究成了一名写小说的人,与学问愈来愈远,与当初选定的专业几乎没有任何关系,基本上就是不学无术,但是床头常常堆放着的,依然是钱先生的作品。我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钱先生,虽然都是二手,虽然很芜杂。

总是忍不住要想象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,那时候,“文革”如火如荼,钱先生下放干校劳动,拿很高的薪水,干的活也就是当个负责收发的邮递员。对一个脑力工作者来讲,这差事并不差,唯一惋惜的是没书读。依照我的傻想法,钱先生当时真走火入魔,偷偷地闭门造车,不顾一切写起小说来,未必就是甚么滔天大罪,未必会被捉起来严刑鞭挞,而且极可能1出手就是1本《红楼梦》,以他的绝世才华,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。

写小说并不需要甚么书,其实不需要资料,闲着也是闲着。

小说家最好的写作状态是与世隔绝,没有名利之争,没有衣食之忧,被众人所忽视,为大众所遗忘。不知有汉,不管魏晋,干校不是世外桃源,“文革”也不是与文化有关的一点事都不能做,在当时的条件下,做了也就做了。如果预见到文化独裁毕竟暂时,黑暗必将过去,一个真正想写作的人,也许就可以有所作为,更不用说知不可为而为。过去总强调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文化的摧残,忽视了写作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。事实上,真正的文化人独一无二,是作家谁也拦不住,是金子终究会闪亮,干校时期的钱先生十分压抑,有劲没处使,有力气没地方花,可是正由于这类压抑,一旦离开干校, 一旦有机会,他立刻投入到了《管锥编》的写作之中。

在很多人看来,《管锥编》只是学术著作,与小说风马牛不相及,但是其写作热忱和理想寄托,并没有甚么太大不同。说白了,写于“文革”中的《管锥编》是部穿着学术外衣的《红楼梦》,是1本真正意义的大书,它博大精深,内容包罗万象,太值得我们用异样的眼光去仰视。

  (编辑:李明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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